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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0二章附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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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 另一个“澳‘门’”怕是被掩人耳目地当作了一个陪衬,或者是当作了一个“备份”。

    后面有许多已发生的事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点。

    “乒乓外‘交’”中的美国运动员访华,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外‘交’关系,却可以通过“第三方”的香港进入内地。

    而两岸之间‘私’下里通过香港的信息沟通和人员往来,更足以给人以想象。这实际上都不需要什么披‘露’,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集团,表面上斗归斗,‘私’下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个字,“盘根错节”。

    香港的这种“通道”或“桥梁”角‘色’还反映在中国进出口商品‘交’易会、即著名的广‘交’会上。一般来讲,这种大型的对外贸易‘交’易会本应该放到既是海运中心、内陆‘交’通也更便利、当时实际上还是全国制造业中心的上海,却将它落户到了广州,显然不是心血来‘潮’之举,而是要对当初在棋盘上落的子加以利用。

    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香港在“亚洲四小龙”时期的经济起飞,而且也当然不能否认香港当地众人的努力。只不过还应该看到,香港的繁荣是与这个“通道”或者“桥梁”的角‘色’绝对分不开的。

    会不会有后人来问:香港在这一时期从共和国的转口贸易中得到多少利呢?

    无论如何,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有了长足发展,以至于“亚洲四小龙”差点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某种神话。

    当共和国实行了改革、开放政策后,由于“通道”或者“桥梁”的角‘色’,它更取得中国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,在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上达到了顶峰,整个华南地区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与之有关,而且其影响力还扩大到了更深远的内地。

    恐怕今日仍有很多人对当年的“港商”记忆犹新。

    但理‘性’的讲,香港的这种中心地位很快就开始弱化。原因仍然与它所扮演的“角‘色’”有关。

    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,在“贸易”或“‘交’往”中,如果开始的时候因陌生,双方还需要一个“中介”,那么一旦熟悉了,这个中间环节必然会被双方跳过。

    更何况共和国后来施行的是全面开放政策,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,如邮件、视频等等愈发加速了这种进程。

    如果能回看历史更远点,甚至都还可以说,当中美在七十年代开始重新‘交’往时起,这种趋势就已经预定了:上海注定要回归它本来的角‘色’和地位。

    香港其实是幸运的,因为随后它就遇到了九十年代末西方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,只不过这时候它已“回归”,能够得到中央政fu的扶持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,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东亚之国的领地,它的好与坏、繁荣与衰落与这个东亚之国又有何关系?

    香港前段时间很热闹,但这种“热闹”,不仅失去了“人和”,而且不知道是否预示着另一个历史的回归。

    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、还是从人口、地理等因素来看,中国南部的中心本应该为广州。但由于种种因素,广州的这个中心地位至少于经济上,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里被香港所取代。

    据说当初还曾经有过香港-深圳大特区的想法,后因香港方面担心内地人的涌入,就此反对,此议作罢。如果这是真的,那么有着如此狭隘想法的香港,是担不了这个东亚之国南部中心重任的。

    相反,从外人来看,要想突破香港环境、空间上限制、发展的困局,就只能更多地融入到珠三角大经济圈当中去,而不是排斥。

    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句话: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。

    当“天时”不再被独享,“地利”也已不明显,假如再失去“人和”,那么,某种历史的“回归”恐怕就未必不会成为必然了。

    香港的某些人似乎颇以能认、能写、还在使用繁体字为荣,且还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,但在个人看法中,不说这个能认、能写繁体字的内地有很多,更关键的是,真的懂得这个东亚之国文化中的‘精’髓了吗?

    最后说一句,所谓特区的政fu,完全可以视之为对唐、宋“羁縻州”制度的一种现代灵活运用。</dv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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